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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克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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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张德明:“年鉴”意识与史诗品格——杨克诗歌论…  

2007-01-15 00:24:00|  分类: 评杨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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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对于杨克来说绝对是意义非凡的。随着《1998中国新诗年鉴》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沿城市——广州的隆重降生,以及随后发生的那场争论,即来自“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立场”两大阵营的诗人诗评家们,在世纪之末围绕“年鉴”所展开的一轮火药味极浓的诗学论争,身为《中国新诗年鉴》主编的杨克其人其名就和中国当代诗歌紧紧粘接在一起。虽然作为诗人的杨克其文学创作此前早已展开而且成绩斐然,但现代社会以年纪事和因事留人的思维逻辑,似乎注定了杨克最后要以这样一种方式走向中国新诗的历史舞台。历史常常是一把双刃剑,当某个独具意味的重大事件造就了一个诗人的声誉和名气时,又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甚至遮蔽这个诗人可能具有的艺术光华,从而把一种显而易见的错觉交付给旁人:也许,这个在某事件中成名的诗人,自身的创作能力和艺术素养是特别值得怀疑的。说实在,我正是在这种质疑心态的引领之下走近杨克的。同时,我又是通过在杨克诗歌所构筑的艺术世界里驻足沉吟、流连忘返,才得以摆脱了那种怀疑的心理,并最终窥探到其诗歌光彩照人的思想魅力与异常显在的艺术价值。

《中国新诗年鉴》而今已经成为中国诗歌界的一个品牌,多年来,主编杨克是把它作为一个代表当代中国新诗形象和艺术水准的标志性产品在精心策划和仔细经营的。不过,当我们阅读杨克的诗歌作品时,又不难发现,他对中国新诗的精心和仔细,不光是体现在《年鉴》的编选上,更体现在他创作的每一行诗句之中。再细心一点,当我们看到杨克在每一首诗的最后都毫无遗漏地写下创作年份,甚至精确到某月某日时,我们会明确地感知到,杨克那种依年纪事、以年鉴史的思维特征,并不仅仅表现在对中国新诗的历史提挈上,更体现在他对时代社会和个体生命的敏锐透视、深沉思考与诗性传达之中。可以说,“年鉴”意识是杨克诗歌创作的独特入思方式,也是我们把握杨克诗歌的艺术精髓、领悟其深厚思想内涵的重要路径之一。

 

 

杨克曾说过:“今天的诗人所要‘留存’和‘固定’的,是切入历史语境的所见所闻所感:将当下人的生存引入一种确定的关系之中。客观的质询生命的状态,具体的陈说此在的事件,用我们这个时代的说话方式,对生活中大量涌现的新的符码进行命名。”这段话虽然是从存在主义哲学的角度来阐说诗歌表达与生命存在之间的言意关系,其实也可以看作是杨克注重直面当下、希望用诗歌来见证历史的一种理论申述。杨克诗歌创作中体现的“年鉴”意识其实正是这种直面当下、以诗证史诗学观念的最直接反映。

杨克诗歌的年代标记大致可以区划为三个时期: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与新世纪,80年代的激情鼓涨、90年代的多元和鸣以及新世纪的气象万千都在他的诗歌中得到了形象的演绎和生动的体现。更为精彩之处在于,三个时代的人文风貌和精神特征又因时而异,随年月的不同而不同,不同年月所具有的色彩斑斓的人文图景,在杨克的诗歌里都被表达得极为细腻和真切。

在这首《蝶舞:往事之三》中,杨克写道:

 

软软湿湿的笑声

浸润

大化电站工地  1978

七月流火

 

三朵蝴蝶花三名小憩的女工

悠悠斜靠在凌空的排架上

柔情似水纯洁似水

鲜亮亮的笑声

突然

自一匹绷断的竹篾

  翩翩

作生命之翔舞

 

这首诗末尾所署的时间为1986年。在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20世纪80年代中期可谓是最为阳光灿烂的日子,那个时候,高远的理想与万丈豪情充盈在每个人的心怀,整个社会处处洋溢着欢声笑语和生命激情。在诗中,三个如蝴蝶一样洁白纯净的少女,她们休憩之时传出的笑声也是“鲜亮亮”,那蝴蝶一样翔舞在空中的欢笑,该会唤起人们多少美丽的遐想。这首诗并没有刻意调用修辞技巧,写得质朴、明亮,这种质朴明亮的诗歌质地是与整个社会的精神氛围相一致的。同时,诗人在1986年回想1978年的生活景况,实际上是将70年代末纯洁无瑕的人文底色涂抹上80年代中期金光灿灿的理想光晕,令人感到无限的温馨和甜美。

创作于1989年的《夏时制》则换了一番格调:

 

火车提前开走

少女提前成熟

插在生日蛋糕上的蜡烛

提前吹灭

精心策划的谋杀案

白刀子提前进去

红刀子提前出来

 

这是《夏时制》的第一节,“提前”是这一节的关键词,对“提前”的反复强调意味着对“夏时制”的某种心理排斥和下意识抵御。我国大陆地区在1986年至1991年曾经实行夏时制,当时不少人为这项措施可能带来因充分利用太阳能而达到节约其他能源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而欢呼雀跃,诗人杨克却保持着足够的冷静与清醒,他以诗歌的方式表达了这样的心声:相对于我们已经惯熟的物理时间和自然时间而言,“夏时制”其实是一种带强制性的制度时间和人为时间,它与我们身体和心理上的自然规律并不谐和,在某种程度上说还是有悖于人性的。在这首诗的最后,诗人还发出了“时间是公正的么?”这样的质询,通过对“夏时制”这个特定时代的历史产物的理性追问,引发人们对更多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的深层次思考。

时间确乎并非完全公正的,一个年代和另一个年代很不相同。1989年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的文化环境和社会氛围此后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市场那张“看不见的手”的调控之下,浓厚的商业气息次第向人们扑打而来。就这样,杨克和他的诗歌一起,被嘈嘈盈耳的城市喧嚣和琳琅满目的现代商品裹挟着走进了20世纪90年代。

杨克诗歌中的90年代与90年代杨克的生存状况是密切关联着的。据杨克自己介绍,1991年底他从生活了13年的南宁迁居到广州,空间的转换使得他的写作也随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90年代的“绝大多数诗作出自广州这座浮华、充满活力和欲望的城市。广州在中国的特殊性,置身其间生存背景、生存环境、生存状态与其他地区明显差异,决定了我的诗歌不同于他人的特质。”这句话也可以理解为:生存状态的变化决定了杨克90年代的诗歌不同于他80年代的诗歌。由于置身于中国经济改革的前沿阵地,商品时代的物质信息不断刺激着诗人的感知系统,给予他新的生命经验,杨克用一种独具个性的城市物语,表达了对90年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真实状况的关注、凝视、沉思和反省。这其中以1992年的《在商品中散步》《于房地产炒风中怀念家园》,1993年的《石油》,1994年的《广州》《真实的风景》,1996年的《火车站》《电话》,1997年的《黛安娜》,1998年的《天河城广场》《经过》,1999年的《19991231235959秒》等为代表。

 

当金钥匙成为纯粹的金子

楼奇怪而高

二十世纪的月亮

悬在窗口

“家”,迷失在一套套房间里……

        ——《于房地产炒风中怀念家园》

 

1992年是中国经济再度起飞的时候,“南巡”讲话发表后,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加快了,中国再次迈上新的发展台阶。经济的突飞猛进一时间造成了物质与精神的紧张对峙关系:一方面,商品开始显得异常丰富甚至过剩,这是诗人所赞叹的:“现代伊甸园拜物的/神殿 我愿望的安慰之所/聆听福音 感谢生活的赐予/我的道路是必由的道路/我由此返回物质 回到人类的根”(《在商品中散步》);另一方面,商品经济和商业意识又将人们的精神空间疯狂挤占,传统层面上有关家园的温馨、梦寐和归宿等含义被现代社会赤裸裸的物质利欲冲刷得荡然无存,家园的迷失不免会给人们的心灵世界带来困顿、迷茫和失落的感觉,这又使诗人时常感到痛心疾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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