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杨克博客

一个写过十多本书,作品收入300种文选(不计报刊)写字的人

 
 
 

日志

 
 

<新快报》明天见报:百问广州出版之杨克  

2007-11-07 15:00:00|  分类: 评杨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百问广州出版之杨克

 

杨克,中国“第三代”实力派诗人,自1998年在广州编辑出版《中国新诗年鉴》,作为国内重要诗歌年度选本,至今已出版至第九本。

 

新快报:《中国新诗年鉴》已经做到了第九个年头,是什么促使将这份工作一直坚持到现在?

杨克:我们最早做年鉴的时候还是带有偶然性的,九十年代从社科院到一些大学,国内已经很多年都没有出过年度选本了,我们最早是在这种背景下做的,做出来以后就有了比较大的反响,也就很自然地坚持了下来。尽管这个过程之中不断地会有各种新困难出现,我觉得我们之所以能够做下来,主要还是出于对诗歌的一种热爱。写诗的人和写其他的人也有点不太同,很多写诗的人都愿意为诗歌做一些事情,大家都很支持这样的工作,《中国新诗年鉴》也是因为很多诗人的支持才能走到今天。

 

新快报:九年下来,通过编辑《中国新诗年鉴》,你也会结识很多圈中朋友,这个会不会出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小圈子化?

杨克:其实目前的批评者是希望我们以更小的包容性来编辑年鉴,他们希望更圈子化,不过这个“圈子”是指诗歌界的民间派,他们就认为应该选一些民间的诗歌,民间圈子之外的诗歌就不够民间。我们一直都很警惕这一点,当时在开始做新诗年鉴时,诗歌还比较晦涩,以西方资源为背景来写作的诗人非常多,年鉴一开始时比较切入当下的,它是先锋的,是跟中国的诗歌现场更为关联的,我们就提出了民间立场写作这样一个口号,有一些诗人就囊括在这里面。不过,做到第四本,我就开始选择执行主编进行轮换,我不希望年鉴都是我一个人的阅读口味,如果总是我一个人来选,一个人的趣味和见解肯定是有问题的。通过换不同的执行主编,每个执行主编的口味又是不同的,可能有些会选一些没有这么口语化的诗歌,比如今年树才就选了比较多非口语化的诗歌,引起了很大的争论,每年年鉴引发的争议都是不同的,执行主编的轮换使得关注点在变化,我认为圈子化的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得到了规避。

 

新快报:那你在选择执行主编的时候,你是否会有一个标准存在?

杨克:去年邀请的阿斐和小引出任执行主编,前年是沈浩波,沈浩波所编辑的那本是我遭到置疑最多的选本,他选了很多下半身诗人的作品。每个执行主编都会带有自己的趣味和倾向性,这是无法改变的,理论上我是希望每个人的选稿都是非常全面的,但是恰恰是每个人都会有某种个人的趣味性,每年换执行主编,就是为了让各种不同的可能性得到呈现,其实不同的可能性也是“民间”,用“可能性”这个词来描述我们的工作可能会更加恰当。

 

新快报:《中国新诗年鉴》以先锋性著称,你如何保持这样的先锋性不被钝化?

杨克:因为先锋性也是在某些时候会有不同的向度,先锋性是与大家不太同,在做年鉴初期,我就特别强调更直接的口语化,因为它和当下不同,更尖锐,更切合当下中国,但是现在网络上随随便便的口水太多了,恰恰是这种风格就不够先锋了。今年的选本,执行主编树才就更注意语言的密度,我是接受他这样的判断和选择的,因为网络经历的十年,前后差异性是很大的,原来比较边缘化的写作现在可能很主流了,年鉴选择一些更新的、陌生的面孔大致上是我们希望的,当然我们不能保证每一首都是最好的,这个谁也都无法做得到。

 

新快报:在这十年里,《中国新诗年鉴》的销量呈现出怎样的情形,是递增?递减?还是平稳发展?

杨克:高的时候可以卖到两万册,少的时候会有几千,在做这个工作之中,我们发现我们做这个事情的初衷是实现不了的,这个初衷是不仅想将中国比较好的诗歌、新的诗歌元素保存下来,很多年后能够留存住中国诗歌的现场,打破读者和诗人对话的障碍,同时,我们也期望诗歌发挥造血功能,而不是输血功能,我们不希望年鉴出版是亏本的,当时尽力想能够通过发行维持成本,但是做到最后,我们发现是不行的。不过这里的不行不是指诗歌的不行,而是中国的发行机制对诗歌而言是有问题的。我们可能卖出去不少,但是最后总是很难收回书款,经销商在诚信上有问题的,有些书店拖款不结,我们也不可能派一个人去催款,这个可能还不够你的路费。做新诗年鉴,我们是将它作为一个奉献式的东西,年鉴影响大,不是因为它卖得多,而是我们送给了所有知名文科大学的图书馆,中文系资料室,送给一些汉学家、文学批评家和文化批评家。即使送出一千本,以一本28元计算,也就有两万八的码洋,通过销售我们还是很难弥补这一块,收回成本也就会更难。

 

新快报:《中国新诗年鉴》的出版资金的主要来源是怎样的?

杨克:主要是写诗的朋友主动找到我,提出承担起诗歌出版的费用,我从没有去找过谁。这个应该也和珠三角的民间社会比较强大有关,在民间资金比较充沛,很多企业家是有文学情结的,他们愿意资助这样的出版活动。并且为什么广州的诗歌活动多,民刊出版比较活跃,应该和这都有关系。体制之外的资金雄厚,就很容易做成一些事情,像做《中国新诗年鉴》这样的工作在广州之外来做可能并不一定能够坚持到现在。

 

新快报:你期望用《中国新诗年鉴》来刺激广东诗歌的发展,九年下来,影响是怎样的?

杨克:在我们做新诗年鉴时,广州尽管还是有一些好的诗人,但是诗歌的整体创作形势还是比较弱的,即使后来出现的很多诗歌民刊,也都是在年鉴之后才做起来的,有了新诗年鉴和民刊的带动,使得对中国诗歌的关注点更多地落在了广州,广州的诗歌创作也更容易得到呈现。新诗年鉴和民刊的存在对广州、乃至中国诗歌的发展应该都是有很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国外很多汉学家研究中国新诗,主要还是通过我们的年鉴,也许时间越是往后,《中国新诗年鉴》的价值会更为明晰,因为对中国当下诗歌现场的记录、诗人创作的真实呈现工作,即使在目前的诗歌出版中还并不是太多。

 

新快报:你在《作品》工作,也出版《中国新诗年鉴》,你如何看待广州的出版业?

杨克:其实从总量来说,广州出版还是可以称道的,这一点不能忽略不谈,但是广州的出版对有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图书投入的热情还不太够,比如广西师大出版社的书,我们会觉得它的出版物很有学术品位或艺术品位,广州却只顾及了市场,比如我自己的诗集,漓江出版社出过,重庆出版社给我出过,但是在广东从来没有出过我的一本,他们愿意做这一类的比较少,或者说在做这一类书是比较欠缺的。

 

新快报:诗集成为畅销书是一个奢望,这是否意味着诗集的出版还会是比较困难的事情,比如黄礼孩的是《诗歌与人》在发行上还是非法的?

杨克:是的,诗集畅销在全世界都是奢望,自古以来都是这样,徐志摩当初的诗集都是只印1000本,还没有我的多,那并不是我比他更好,而是现代社会传播方式更多,《草叶集》也才卖掉了三本。我们经常会说以前读诗的人人多,80年代的诗歌热更是让不少人怀念不已,但是,我认为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是把过去时代的放大了,美化了,在80年代只能说大家能读到的书太少,接触到的信息也相当有限。即使是古诗,屈原的《离骚》是很多人读不下去的,我并不以为以前的时代诗歌是满世界的人都在读,正是因为每个时代都有人读,所以在总量上才多,徐志摩的诗集在当时肯定比不上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从李白下来都是这样,传闻说白居易的诗老太太都读,我都认为值得怀疑,也许这只是其中一个偶然性的、个案的老太太。每个时代读诗的人都是少数的,有一种说法是将诗歌献给无数的少数人,每个时代都会有少数人。

  评论这张
 
阅读(149)| 评论(0)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