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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克博客

一个写过十多本书,作品收入300种文选(不计报刊)写字的人

 
 
 

日志

 
 

断头教堂  

2008-10-19 14:21:32|  分类: 散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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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也有生命,如同一个人,有诞生、成长、衰老的过程。“断头”教堂呈现的是生命的残缺美,生命曾经的悲痛与苍凉。永恒的残缺是无法复原的,就像断臂维纳斯,就像东方另一座伟大的园林圆明园,肃穆的断头教堂无言叙说着战争带给人类的灾难,废墟旁崭新的崛起,象征着德国战后的新生。

   当大片蓊郁葱茏的森林扑进眼帘,来自世界另一个大陆的人,很难想象这是一座后工业文明和商业社会的国际城市,欧洲经济最发达的国家的首都。柏林三分之一都是树木,林带并非环绕在四周,就在市中心,分布在不同地块。它们也不是我们熟悉的“绿化树”,那种人工种植在道路两旁的林荫乔木,而是天然森林,其间遍布湖泊和草地,从未被成片砍伐。这要归功于200年前普鲁士皇家园林总监林奈对柏林城市绿化所作的出色规划,在树林里面繁衍生存的野生动物,年复一年跟外面巴洛克和洛可可风格的楼房、巍然耸立的教堂、富丽堂皇的宫殿和椴树下大街、夏洛滕堡大街上的车水马龙和谐共处,兽与人相安无事,让人啧啧称奇。

   但柏林给我留下鲜明第一印象的却是“塔邦”(Trabi)车,德国是汽车王国,宝马、奔驰、大众、奥迪傲视天下,随便那一个品牌都堪称现代德国的符号,是科技与艺术的结晶。“塔邦”车欧洲一绝,就在于无论车的外观、性能、舒适度、工艺都不值一提,哪怕跟中国出的最差的车相比,都更“破烂”。该车是当年东德生产的小车,很便宜,外壳不用金属,用的是化纤。造价低廉的塔邦车缘于一个理想,而理想总是美好的,那就是让每一个工人都买得起车。但计划经济实际上常导致货物短缺,买得起并不等于就买得到。当年东德的工人往往要加班加点,义务劳动一百小时,才能分配到一张买车的抽签票,却不保证一定能抽中,以概率计算,一般都要加班上千小时,才能拿到购车票。可还要排队数年,才能拿到车。分到住房和汽车,是东德普通劳动者梦寐以求的幸福。

   统一后塔邦车停产,如今成了稀罕物。好在德国并不规定汽车使用多少年后必须报废,只要你修得起车,还能跑路。保养老旧的名车成本非常高。近百年的“老爷车”开起来不但威风,还很光彩,是身份的象征。所以德国公路上不乏“古董”车,其中也偶见“塔邦”,柏林还专门开设了一条市区旅游线路,专走塔邦车,当它们一辆跟着一辆开过街道,路人无不侧目,觉得特好玩,纷纷跟车上的人打招呼,驾驶的人也觉得很过瘾。在名牌服装、皮包、化妆品的橱窗前,简陋似乎象征了另类高贵。

   其实在德国自驾游,很容易租到最好的车,租金并不贵。其缘由是绝大多数人都买二手车,几近80%的新车无法销售。车行于是想出办法,把新车出租,六个月后再当做二手车卖出去,差价就靠这半年的租金弥补。

   可见“老旧”的事物在德国颇受欢迎。任何东西一旦成为历史的活化石,便具有了文化底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众多城市的建筑毁于战火,柏林市战时曾遭到英国皇家空军13次大规模空袭,1943年11月22日首日空袭英国派出轰炸机达764架次,其后有9次的轰炸规模在500架次以上,苏军攻克柏林,使用了22000门大炮,因而市区90%的建筑被摧毁,经过战后60年“修旧如旧”,几乎全部恢复了原貌,完全看不出“克隆”和新修补的痕迹。所以曾任中国驻德国大使卢秋田评价说,在德国,任何东西都可以被炸弹摧毁,不能摧毁的是文化。

   然而,柏林却有一处名胜保存了战争留下的巨大创伤,也许它还是德国境内外观上直接呈现伤疤的唯一建筑,这就是著名的“断头教堂”。

  它的本名叫做威廉皇帝纪念教堂,是耸立在柏林市繁华地段布赖特沙伊德广场上的一道独特风景,在1943年英军首轮大轰炸中,塔尖被削掉一半,原来113米高的塔楼只剩68米。镶在教堂外的时钟,指针至今还停留在被炸的一瞬。战后柏林市政府曾提议恢复它的原貌,想不到却遭到市民激烈反对,经过一番争论,建筑家埃贡•艾尔曼教授提出了一个折衷的设计方案。在废墟上加建了一座现代风格的新教堂,和一座六角型的新塔楼。教堂于1961年建成。如今远远看去,就像一个无头巨人,高高耸着半截残损的脖子,非常刺目。两个教堂紧贴,形成了并列的“双峰”,对比异常强烈。作为反战的标志。它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纪念教堂”。

   二战毕竟是德国发动的,如此彰显战争的记忆,在外人面前“丢人现眼”,并时时提醒国人反省,需要极大的勇气,它让人直观感受到了德国人强大的理性精神。而在暧昧的亚洲,不仅是日本,即使不为曾犯下的罪孽和错误辩护,也会装着什么也不曾发生,故意“遗忘”。

   教堂边上砌了一道矮墙,一个个水泥的小方格,里面镶嵌着彩色玻璃,这些玻璃都是原来教堂窗子上的,当年被炸碎了。人们把碎片一点一点收集起来,拼成五彩图案,小心翼翼地呵护“老旧”的岁月。

   我们去看断头教堂的那天是8月16日,天空上的云层比较厚,并非透明的蓝,却已足以使人珍惜和平的神圣与美好。然而广场边上的马路停了好些警车,平素难得一见的高大威猛的男女警察三三两两地聚在车旁,一打听原来格鲁吉亚人申请游行抗议俄罗斯在南奥塞梯的军事行动,警察事先布置警戒线。做为中国人,自然对格鲁吉亚总统萨卡什维利不爽,此君趁北京奥运开幕,在8月8日轻率出兵,导致冲突迫在眉睫。当然这其中的缘由错综复杂,小小的地区冲突背后是地缘政治和大国博弈,南奥塞梯牛气冲天是身后站着俄罗斯,格鲁吉亚敢公然挑战是美国暗中使劲。俄国用科索尔的耳光掌掴欧美,你不是才主张“人权高于主权”、“全民公决”是普世价值吗?怎么立马就双重标准了?欧美把极权的帽子戴到对手头上,说科索尔只是独立,你北极熊想吞并南奥塞梯,跟当年希特勒妄图“统治”他国领土如出一辙。我不想剖析这里边的是非曲直,但在“反战”了几十年的广场抗议正在进行的“针尖”大的战争,这件事本身就很悖谬荒诞。

   我的手指抚摸着围墙“皮肤”,久久注视着教堂的“断头”,顿悟建筑也有生命,如同一个人,有诞生、成长、衰老的过程。“断头”教堂呈现的是生命的残缺美,生命曾经的悲痛与苍凉。永恒的残缺是无法复原的,就像断臂维纳斯,就像东方另一座伟大的园林圆明园,肃穆的断头教堂无言叙说着战争带给人类的灾难,废墟旁崭新的崛起,象征着德国战后的新生。

   德国就是如此“新旧”交替。柏林另一段仍在生长着、变化着的鲜活“历史遗迹”是著名的卡尔·马克思大街,这里曾是东德的“阅兵大道”,气派恢宏,今天它依旧是繁盛浩荡的长街。两旁高大雄伟的苏式建筑,楼梯走道的墙边有直通底层的倒垃圾通道,各家各户的卫生间安装了抽水马桶,这在当年是多么令人向往的住宅啊!楼群外观上的伟岸、单调、整齐划一,跟临近西德那一边相对矮小,却风骚各异的房子对比强烈。法律规定这条街的任何房子都不能拆,因为它呈现了德国特定时期的历史,也代表了另一种审美风格。

   德国伟大诗人歌德曾这样论述建筑,“ 艺术早在其成为美之前,就已经是构形的了”,而柏林最雄伟的“构形”无疑是乳白色花岗岩筑成的勃兰登堡门,1793年,雕塑家戈特弗里德·沙多夫在此门顶端设计了四匹飞驰的骏马拉着一辆双轮战车,战车上站着一位背插双翅的胜利女神,她一手执杖一手提辔,一只展翅欲飞的普鲁士鹰鹫立在女神手执的饰有月桂花环的权杖上。歌德还说:“不要让现代的美的贩子的软弱学说弄得你太柔软了,以致不能欣赏有意义的粗野,那样弄到后来,你的变柔弱了的情感将除掉无意义的流畅以外,什么都忍受不了。”,勃兰登堡门体现了几乎所有的德国建筑的一条定律,或者应该反过来说几乎所有的德国建筑跟此门相似,勃发出力量、强悍的美!它们的命运也一样,门顶上这个德国最著名的雕塑二战期间被炸毁,勃兰登堡门也遭到严重损坏,现在的青铜驷马战车及女神雕像是文物修复专家根据在二战中抢拓下来的石膏模型和档案照片重新铸造的。从大门下横穿市中心的菩提树下大街,是欧洲最华丽的大街之一,在它的映衬下,庄严也变得妩媚生动起来。

   但我以为,在柏林,真正让历史无法“绕过”的反而是最粗陋的“建筑”,那就是柏林墙。我对该墙第一次明晰而深刻的印象不是来自图片,也不是阅读资料介绍,而是学生时代读到的诗人艾青的一首诗《墙》,1979年,中国诗人艾青访问德国期间参观了柏林墙,即兴写下《墙》并当场朗诵:

    一堵墙,像一把刀
    把一个城市切成两半
     一半在东方
    一半在西方

     墙有多高?
     有多厚?
     有多长?
    再高、再厚、再长
    也不可能比中国的长城
    更高、更厚、更长
    它也只是历史的陈迹
     民族的创伤

    谁也不喜欢这样的墙
    三米高算得了什么
    五十厘米厚算得了什么
    四十五公里长算得了什么
    再高一千倍
    再厚一千倍
    再长一千倍
    又怎能阻挡
    天上的云彩、风、雨和阳光?

    又怎能阻挡
    飞鸟的翅膀和夜莺的歌唱?
    又怎能阻挡
    流动的水和空气?

    又怎能阻挡
    千百万人的
    比风更自由的思想?
     比土地更深厚的意志?
    比时间更漫长的愿望?

 

   诗人是预言家,启示者,在柏林墙被推倒之前10年,艾青就洞悉并道破了柏林墙脆弱的真相。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在此引用全诗,既是怀念一段青春的阅读时光,更因为其他啰嗦的文字,尽管也言说了难以抹去的这道伤疤是一个民族的哀伤,却无力揭示这道伤疤的悲哀本质。

   战后尽管分裂,可最初柏林市民是能在各区之间自由来往的,随之而来的冷战,东西柏林的边界1952年关闭。到1961年,大约有250万东德人逃入西柏林,于是东德政府1961年8月12~13日夜间在边界一侧拉上铁蒺藜路障,后改筑成顶上拉着带刺铁丝网的混凝土墙。筑墙不久,一位17岁的东德青年就试图翻越柏林墙,被东德军人开枪打死,成为柏林墙下第一位也是最年轻的一位罹难者,1989年2月,最后一个东德人在此被射杀,在该墙矗立的28年零3个月里,人们采用各种方式翻越柏林墙,共有5043人成功地逃入西柏林,3221人被逮捕,239人死亡,260人受伤。德国人的严谨,从这些残忍数字的准确统计可见一斑。要是发生在亚洲国家,对悲剧的描述肯定会莫衷一是,各种官方民间版本众说纷纭,甚至相差十万八千里,但都是一些含混的整数。

  柏林墙现存两段,其中一段就在我们租塔邦车的车行不远处,我们请的导游李航指着墙一侧的楼房说,当年这些办公大楼朝向西德的窗户都被用砖砌死,以防有人利用来逃跑。可有一对父子,在厕所里躲了一整天,半夜里成功把绳子抛过墙那边,接应的亲戚把绳头钉住,他俩拽着绳子由上往下滑了过去,边防军并未开枪。人们称赞军人的仁慈,可直到两德统一,记者采访才弄明白,原来的边防军班长说,他们还以为是夜间自己国家派过去的间谍。

   柏林墙倒塌一年后,100余位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应邀在穆尔恩大街上两公里的一段上面绘满各自的作品,使之成为闻名的“艺术长廊”。18年后的今天,经受阳光的长年照射和风雨侵蚀,更主要是很多普通人在上边涂鸦,这些画作已遭破坏,但仍值得一看。最让我感动的,是车行旁孤零零的两米长的一段残墙,上面画的是两个青年男女,隔着墙在墙头上拥抱,人类永恒的爱,以及一个民族全身心地对统一渴望,在一瞬间,被艺术家表达得淋漓尽致。

   隐形的柏林墙如今安在,那就是经济鸿沟和藩篱。如同柏林有两家国家美术馆,两座埃及博物馆,时时唤醒游客对这个已经统一的国家的双重印象。司机弗兰克是西德人,他说东德如今还是弱势。80后大学生妮歌则觉得东西德现在没什么分别,父母那一辈才有这个概念。无非一边有钱一些,另一边穷一些。为了国家平衡发展,往原来的东德地区投了很多钱,但东德人还是觉得受歧视,为了就业,很多人只好从东往西迁移。

   30多年来,波茨坦广场跨越着柏林墙,是一个无人区,柏林墙倒塌之后,1993年至1998年间,这里成了欧洲最大的建筑工地。建起了22层高的德比斯大楼,其巨大宽阔的正厅内设有机械雕塑,索尼中心,奔驰大厦,德国铁路DB等等,在此共同形成了新柏林的标志。购物中心阿卡丹,内有各式商店,餐馆,电影院,活脱脱成了娱乐中心。德国人的夜生活就是吃喝,我们到达的第一晚,就在这儿的菩提啤酒饭店就餐。咸猪手是很有名的菜肴,但人工太贵,店里缺人手,上菜极慢。既然德国人深夜无车时刻过马路也不闯红灯,自然有耐心漫长等候。李航上世纪90年代初从西安到德国留学,那时波茨坦的建设如火如荼,很多学生都学建筑专业,如今德国又回到许多城市十年不建一座新高楼的“老欧洲”风尚,学建筑的都没有工作,李航也成功转型做起了旅游商务。我们一行喝着啤酒,想着刚离开一天的祖国,首都北京正举办奥运盛会,鸟巢,水立方,巨蛋,无数后现代建筑的梦想正成为现实,我们居住的广州,邻近的东莞、深圳,以及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每年都在数不清的簇新建筑拔地而起,如此的兴旺,如此的杂乱,如此的喜新厌旧,对一个民族的建筑文化,尚殊不知是福是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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