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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克博客

一个写过十多本书,作品收入300种文选(不计报刊)写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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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克:时代的审视者与诗歌的铺路石  

2011-04-19 22:03:00|  分类: 评杨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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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执廷

 

    文学史上常常有许多昙花一现者,他们往往由于某种历史机缘在某一时刻引得人们惊鸿一瞥,之后便销声匿迹。文坛上也不乏各种幸运儿,他们仅凭一时的成功就可以集万千宠爱于一身,所获得的远超过所付出的。杨克显然并不属于这两类人。自1980年起写诗迄今30年来他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活力,越写越好,为当代诗坛贡献了不少力作。另一方面,他又以相当的精力从事编辑、评论等具有伯乐性质的诗歌活动。尤其是近十余年来,他不遗余力地推荐和提携诗歌新人,通过《中国新诗年鉴》系列选本的运作有力地影响和推动着诗歌的发展。可以说,杨克是这十余年来中国诗坛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存在。

一、杨克新世纪诗歌的主题及其价值

    关于杨克的诗歌,众多诗评家和研究者都已做过精彩的评述,他们对杨克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寻根诗”、90年代的“城市意象诗”和“新理想主义诗歌”都做过较高的评价。我完全同意这些评述,但也略感遗憾的是它们还没有从更宏观的视角来归纳出杨克诗歌创作一贯的特色,也还没有从整个当代诗歌发展的全局来认识杨克诗歌创作路径的典型意义。在我看来,30年来杨克在不同阶段的创作虽有题材、风格等的差异,却也有一条不变的主线(主旋律),那就是对时代的紧密感应和思考,对中国社会的敏锐观察与言说。从80年代的《电子游戏》、《夏时制》、《叶公好龙》到90年代的《在商品中散步》、《于房地产炒风中怀念家园》、《时装模特和流行主题》、《广州》、《火车站》、《天河城广场》再到新世纪以来的《五一》、《人民》(组诗)、《钉子与铺路石》、《有关与无关》等,从中可以看到20多年来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重要社会事件或现象,某种意义上它们构成了一部散点透视的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简史。这类带有更多社会性和公共性的诗歌显然真正代表了杨克的诗歌成就。在近二十年来不断私人化、琐碎化的诗歌写作态势下,杨克这类既有“宏大叙事”之气魄而又无“主旋律”诗歌之虚伪的诗绝对是凤毛麟角,弥足珍贵。

    进入新世纪以来,杨克出于“民间”立场以及对“知识分子写作”那种书斋化、技术化倾向的反感,更是有针对性地强化了社会关怀的立场,更加注意诗歌的伦理和社会道义的承担,突出的表现,“就是他面向动、植物世界的生态主义世界观和关注弱势群体、渴望世界和平的社会生态观的诗性言说。”[①]这里,我们仅以他近十年来所写的一组“关注弱势群体、渴望世界和平”的诗歌为例,对杨克诗歌的“宏大叙事”的价值略作揭示。

新世纪以来“和谐社会”、“社会公平”等官方意识形态话语和“弱势群体”、“底层关怀”等社会公共话语甚嚣尘上,杨克也以《五一》(2001)、《人民》(2004)、《有关与无关》(2009)、《钉子与铺路石》(2010)等诗作了精彩的回应。2001年,中国政府出于拉动内需,搞活经济的目的,开始实行名叫“黄金周”的全国大放假制度,结果使得原本的劳动节(五一)变成了旅游节,更荒诞的是,在劳动者的节日,真正的劳动者——“地里的农民”却与节日无关:“今天有那么多不劳动者在路上/今天有那么多人去远方……只有地里的农民被人遗忘/沿途的稻草人不声不响”(《五一》)。这种像稻草人一样被漠视和不当人看的处境无疑是农民命运的形象写照。又比如《人民》:“那些讨薪的民工。那些从大平煤窑里伸出的/148双残损的手掌。/卖血染上爱滋的李爱叶。/黄土高坡放羊的光棍。/沾着口水数钱的长舌妇。/发廊妹,不合法的性工作者。/跟城管打游击战的小贩。/……//从长安街到广州大道。/这个冬天我从未遇到过‘人民’/只看见无数卑微地说话的身体/每天坐在公共汽车上/互相取暖。/就像肮脏的零钱。/使用的人,皱着眉头,把他们递给了,社会。”在某些话语中貌似神圣的“人民”却不过只是空洞的能指,真正的人民只是让话语使用者厌恶的对象,像“肮脏的零钱”被甩给了社会,无人真正关心。这里对所谓的“人民”的真实处境的揭示无疑是更深刻和尖锐的。作于2006年底的《我在一颗石榴里看见了我的祖国》一诗也痛陈了底层人民的艰辛:“那些餐风露宿的兄弟”,“他们土黄色的坚硬背脊/忍受着龟裂土地的艰辛”,他们“手掌的沟壑是无声的叫喊”。2009年作的《有关与无关》再次印证了所谓“人民”的命运:“前几天两个在长途大巴上咳嗽的民工/正是差点被《时代周刊》评为年度人物的中国工人/他们被全车乘客投票表决丢进冰天雪地里/在这个国家  很多人装出跟民主无关/可有时他们不得不偷偷使用这个法宝/来对付那些比他们更弱小无助的人”。这里对社会冷漠的揭露也十分尖锐。2010年作的《钉子与铺路石》更是直面时下最尖锐的社会问题——暴力拆迁,辛辣嘲讽了好像身处“半空中”,脱离群众,与人民争利的某些“政府”。

    在关心国内的民生和社会政治问题的同时,诗人也放眼整个世界,怀着一颗公共知识分子的“良心”来审视国际政治。2003年写的《几个和尚在珠海情侣路漫步》一诗反映了在SARS肆虐和伊拉克战争这样重大的人类灾难面前,诗人心情的阴郁与沉重,诗人反思了宗教与文明的冲突,提出了宗教在当今社会的价值问题:“阿弥陀佛/伊拉克在杀生/战斧‘砍头’ 巴比伦文明人间蒸发/释迦牟尼弟子在基督教和伊斯兰之外行走/第三条道路所幸成了和平之路”。也许,将杨克的《人民》组诗对照着来读,更能直观地显示其社会关怀的广度。在2004年写了《人民》一诗后,杨克又在2006年6月17—18日这两天一口气创作了《人民(之二)——伊拉克》、《人民(之三)——卢旺达或苏丹》、《人民(之四)——德国》三首诗。将这4首同题诗并置一起来分析,无疑是饶有意味的。同是“人民”,中国、苏丹、伊拉克的“人民”与德国的“人民”的生存处境不可同日而语:德国的人民生活富足、自由、安乐,令人无比羡慕;伊拉克人民却被战争、被独裁者、被占领者轮番蹂躏,就像“被驱赶的羊群”不能主宰自己的生死;而非洲的卢旺达或苏丹,因粮食短缺,人民时刻在饥饿的威胁之下,等待死亡;而中国的“人民”为了生存也要与疾病、矿难、社会不公等等相抗争。

    不难看出,杨克不仅具有敏锐的时代感和现实感,更难能可贵的是有着一贯的批判意识与反思意识。在《对一个中年男子的描述》(2002)这首诗中,他写道:“作为一个诗人/……//他曾经就是一根刺/尖利,粗鲁/扎进美学或社会的肉里/让许多人感到不舒服//……//玫瑰没了刺还叫玫瑰吗?/足球少了临门一脚还有力量吗?/诗人说起来也很简单,在纸上行走/血肉之躯/不能被抽去骨头”。这可以说是他的夫子自道。在《个人写作与公共写作》一文中杨克又说:“个人写作并不等同于自淫性质的‘私人写作’,也不仅是小圈子交流的‘地铁写作’。诗人洞穿秋水的睿智目光不能仅停留于对生命自身内宇宙的审视,一首气贯长虹的诗也不只是琐屑梦呓的连缀。诗的‘鸭子’毕竟生活在‘鸭群’的公共空间之中……融入历史语境的同时强调个人写作的姿势,是要警惕重返‘集体意识’的齐唱,在新的多声部和弦中放开更为恢宏的歌喉。个人写作于公共空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一种胶着状态:一个人的时代。”[②]这番说法充分证明杨克是有着明确的诗歌理念与价值追求的,他追求的是切入公共空间和时代现实的“恢宏”、大气,摒弃的是“琐屑”、“梦呓”,他强调的是对公共生活的个人的“睿智”审视,而不是“主旋律”式的歌颂与粉饰。

    颇有意味的是,自世纪末的那场大论争之后,杨克一向被目为“民间”派的代表和“知识分子写作”的对立面,然而他的《人民》等众多诗歌的创作却明显地流露出真正的知识分子情怀,一种作为“社会的良心”的道德承担。正如程光炜所说:“当代新诗所置身的复杂的社会历史环境,在要求诗完成其艺术使命的同时,也要求它承担起精神和道义方面的责任。”[③]生活于这个矛盾重重的时代与社会,诗人们如果不能回应这种要求,那他的诗对这个时代还有多少价值可言呢?

二、杨克的诗歌活动及其贡献

    这十余年来,杨克作为诗歌编辑和诗评家、活动家,举荐和评点了一大批年轻的诗歌写作者,既包括“中间代”、“70后”这样的实力诗人群体,也包括初出茅庐的“80后”甚至是“90后”诗人。谈及这方面的贡献应首推他的《中国新诗年鉴》(以下或简称《年鉴》)系列选本的运作。杨克主编的《1998中国新诗年鉴》作为导火索,引发了“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立场”的大论争。这场大论争影响颇为深远,“给新世纪诗歌注入了无法廓清的活力”[④],“引发了新一轮的诗歌写作与出版热……推动了新世纪诗歌多元化局面的形成。”[⑤]有人甚至不无夸张地称:“《1998中国新诗年鉴》的出版,‘诗坛一夜之间失去了平静’,一场旷日持久的关于‘民间立场’与‘知识分子写作’的明争暗战从此在中国诗坛展开……‘论争’本身,它开启了一个诗歌走向‘自由’和多元的时代,一个各类诗歌选本极为繁盛的时代,这个情形,夸张一点,类似于现代物理学上说大爆炸带来宇宙的生成。”[⑥]

    《年鉴》不仅以其挑起的论争和导致的诗坛分化格局在刺激新诗人群体的涌现,而且以其选本的编选实践和示范效应,“对其后‘70后’诗歌一代的冒出、网络诗歌的兴起与兴旺起到了刺激与促进作用。”[⑦]杨克认识到,90年代诗歌被公众所冷落,除了诗歌天然的原因以外,还在于诗歌界总是“那一个房间中的几个人”,缺少新桃换旧符,缺少推出新人的更灵活的方式。[⑧]为此他主持的《年鉴》编选一开始就把重心放在推出诗歌新人上面,并且将此作为年鉴的主要特色和品牌一直保持下去。在《1998中国新诗年鉴》中,被编在第一卷中的诗人有鲁羊、伊沙、朱文、阿坚、黎明鹏、北村、徐江、张执浩、唐丹鸿、朱朱、侯马、桑克、纪少飞、鲁西西、江城、非亚、杨键等,都是60年代甚至是70年代出生的年轻诗人。其时笔名还叫“仇水”的沈浩波也有诗入选。《1999中国新诗年鉴》则在第一卷“年度推荐”中,集中推出吕约、沈浩波、李红旗、朵渔、巫昂、盛兴、李建春、颜峻、世宾等8位“70后”。这一举措“使‘70后’的整体轮廓初步清晰起来”[⑨],而且对日后活跃在诗坛的“70后”诗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激励作用。《2000中国新诗年鉴》在第一卷“年度诗人”中推出了尹丽川、杨邪、朱剑等“70后”诗人和阿斐这位“80后”诗人。《2001中国新诗年鉴》的“年度推荐”也推出了很多日后在诗坛产生影响的年轻诗人,如宇向、宋烈毅、胡续冬、庞余亮、汗漫、沈娟蕾、轩辕轼轲等。《2002—2003中国新诗年鉴》的第一卷“年度推荐”中,除了“70后”,还有溜溜、水晶珠琏、许琳琳、莫小邪、春树、巫水琴丝等多位“80后”诗人;这本年鉴的附录中还用较大的篇幅推出了“e时代:‘80后’诗人诗选”专辑。而《2004—2005中国新诗年鉴》则在“年度潜力诗人”卷中推出了六位“80后”诗人:郑小琼、木桦、冷眼、丁成、弥赛亚、小抄。《年鉴》上述推举新人的大胆举措引发积极响应,众多诗歌选本和诗歌批评及时跟进,使得大批年轻诗人受到关注,得以脱颖而出。某种意义上,近十年来“70后”、“80后”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轮番演出,都有《年鉴》的一份助力。

    《年鉴》的运作也刺激了民间诗歌刊物的勃兴,并促成了正统诗歌传媒的转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新诗的传播格局。在《1998中国新诗年鉴》的“代序”中,于坚对民间诗刊大加赞赏对官方诗歌刊物则大加抨击,认为:“二十年来,杰出的诗人无不出自民间刊物。”这番褒贬对诗歌民刊与正规诗歌刊物无疑都产生了强烈触动。在《年鉴》“好诗在民间”口号的影响下,诗坛兴起了一股民刊热,《诗歌与人》等民刊,“诗生活”、“诗江湖”等诗歌网站或论坛集中出现,与正规诗歌刊物分庭抗礼,甚至一度风头盖过后者。而《年鉴》的民间立场与推重新人显然也对正式诗歌刊物的办刊有所影响,《诗刊》、《星星》等原本保守、正统的诗歌刊物也开始大量从民刊上选稿,也开始注重推出诗歌新人。“为了加强对诗坛新人的培养和扶植”,《诗刊》还从2002年起改版创办了下半月刊,“以青年诗坛为主”,“推出中国诗坛新人,介绍重要诗歌社团”[⑩]。此外,《年鉴》的运作还带动了大批诗歌选本的操作,形成了经久不息的诗歌选本热。而《年鉴》以其编选模式、体例和理念,对其它选本产生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比如,许多选本都以“民间立场”为标榜,都学《年鉴》的体例将推举新人放在重要位置,注重从民刊、网络甚至手稿选诗。比如诗刊社推出的年选本系列(漓江版),最初选诗范围仅限于全国正式公开出版的刊物,到了《2002中国年度最佳诗歌》则“同时对近几年比较活跃的,办得较好的社团期刊也适当进行了筛选”。[11]张清华编选的“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年度诗歌选本受《年鉴》的影响也颇深,特别重视从民刊、个人作品集和诗歌网站选诗。还有《诗选刊》,它自2000年创刊始就偏向民间立场和诗歌新人,并因此赢得不少读者,它对民刊、网络诗歌、青年诗歌的扶持之举很难说没受到《年鉴》的启发。

    此外,《年鉴》提出的一些诗学命题,如“民间立场”、“日常性写作”、“本土资源”、“中国经验”、“好诗在民间”等,对十余年来的诗歌批评和理论探讨都产生着持续的影响。《年鉴》“强调诗歌的直接性、感性及其直指人心的力量,它主张诗与当下人的生存的真实性息息相关,恢复诗歌对诗人遭遇的世界的命名能力”[12],也充分重视诗人“与时代的关系”,批评一部分诗人只是抒写个人微不足道的经验,而完全忽视了与时代的交流、沟通,认为这样的诗歌最容易陷入自我小圈子化的困境[13]。这些思想在张清华后来提出的“中产阶级趣味”等诗歌批评话语中得到了吸收和深化。而张清华的“外省的诗歌”概念也与杨克在《年鉴》中所提倡的《诗经》的“国风”[14]精神有渊源关系。此外,李少君提出的“草根性”诗歌概念,也可以说是由《年鉴》的“原创性”、“中国经验”和“本土资源”等概念发展、演化而来。显然,《年鉴》不仅贡献了许多可以挖掘的理论资源,成功激活了当下的诗歌批评与理论话语的生产,也必将有助于当下诗歌的健康发展。

    鉴于杨克的《年鉴》运作等活动对青年诗歌运动、对诗歌传播与诗歌批评的影响和贡献,我们完全可以借用他《钉子与铺路石》这首诗的诗题,将他比喻为诗坛的“铺路石”。而且,这种“铺路石”的作用是当下有益于诗歌发展的各种行动中最基础最急需的一种。十余年来,程光炜、陈超、陈旭光、谭五昌等诗评家与诗歌研究者通过诗歌评论与诗歌史写作也为当代诗歌尤其是先锋诗歌的发展做了不少工作,唐晓渡、臧棣、王家新等“诗人批评家”也为先锋诗歌尤其是“学院诗歌”的发展做了不少工作,但他们的贡献多限于较小的圈子,如精英圈子、学术圈子,远不及杨克的年鉴运作在鼓动草根性写作和促进诗坛的新陈代谢方面的贡献直接和有力。而且,程光炜等做的主要是“经典化”的工作,是在为近三十年的新诗争取文学史地位,而杨克做的则是“造血”和“输血”工作,即在市场(读者)培育、新人培养等方面为诗歌的发展廓清道路并涵养土壤。在我看来,目前最急需的还不是“经典化”而是“造血”的问题。当代诗歌的经典化还远未到时候,操之过急是不可取的,也难以服众。1996年,当谢冕先生推出《百年中国文学经典》的时候,著名诗人公刘虽然入选其中但也清醒地提出质疑,大喊“且慢经典”[15]。洪子诚先生在评《新诗三百首》这个选本时也提出:“于我们来说,对新诗史,特别是在处理当前的诗歌现象上,最紧要的倒不是急迫的‘经典化’,而是尽可能地呈现杂多的情景,发现新诗创造的更多的可能性。”[16]杨克的诗选运作和举荐新人正是这种“呈现杂多”和“发现可能性”的重要工作。

    单就杨克那种“宏大叙事”和社会政治关怀的诗歌路径来说,就在当代诗坛独树一帜,足以成为某种典型。好在历史终究是公平的,我相信终有一天杨克会被记住:不仅仅是他的诗歌,还包括他为中国诗歌发展所做的贡献。



[①] 向卫国:《有骨头的诗人——论杨克诗歌的物质哲学和新理想主义》,《南方文坛》2005年第1期。

[②] 杨克:《个人写作与公共空间》,《广西当代作家丛书·杨克卷》,漓江出版社2004年版,第101页。

[③] 程光炜:《中国当代诗歌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44页。

[④] 宗仁发:《序:新世纪诗歌的疑与惑》,宗仁发主编《2005年中国最佳诗歌》,辽宁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⑤] 张清华:《序:近三十年的诗歌》,张清华主编《1978—2008中国优秀诗歌》,现代出版社2009年版。

[⑥] 荣光启:《“选本时代”的诗歌问题》,《汉诗》2008年第4辑,武汉出版社2008年版,第209页。

[⑦] 杨克:《中国诗歌现场——以〈中国新诗年鉴〉为例证分析》,《南方文坛》2007年第3期。

[⑧] 张清华:《一次真正的诗歌对话与交锋——“世纪之交:中国诗歌创作态势与理论建设研讨会”述要》,《北京文学》1999年第7期。

[⑨] 沈浩波:《诗歌的“70后”与我》,《诗选刊》2001年第7期。

[⑩] 《一个重要的通告》,《诗刊》2001年第7期。

[11] 《编者的话》,《2002中国年度最佳诗歌》,漓江出版社2003年版。

[12] 杨克:《〈中国新诗年鉴〉2000工作手记》,杨克主编《2000中国新诗年鉴》,广州出版社2001年版。

[13] 谢有顺:《〈1999中国新诗年鉴〉序言》,杨克主编《1999中国新诗年鉴》,广州出版社2000年版。

[14] 杨克:《〈中国新诗年鉴〉99工作手记》,杨克主编《1999中国新诗年鉴》,广州出版社2000年版,第654页。

[15] 公刘:《且慢经典》,《人民日报》1997年8月4日。

[16] 洪子诚:《〈新诗三百首〉中的诗歌史问题》,《新诗评论》2005年第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7页。

 

 

 

 

(作者  罗执廷  暨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

 

 

[1] 向卫国:《有骨头的诗人——论杨克诗歌的物质哲学和新理想主义》,《南方文坛》2005年第1期。

[1] 杨克:《个人写作与公共空间》,《广西当代作家丛书·杨克卷》,漓江出版社2004年版,第101页。

[1] 程光炜:《中国当代诗歌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44页。

[1] 宗仁发:《序:新世纪诗歌的疑与惑》,宗仁发主编《2005年中国最佳诗歌》,辽宁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1] 张清华:《序:近三十年的诗歌》,张清华主编《1978—2008中国优秀诗歌》,现代出版社2009年版。

[1] 荣光启:《“选本时代”的诗歌问题》,《汉诗》2008年第4辑,武汉出版社2008年版,第209页。

[1] 杨克:《中国诗歌现场——以〈中国新诗年鉴〉为例证分析》,《南方文坛》2007年第3期。

[1] 张清华:《一次真正的诗歌对话与交锋——“世纪之交:中国诗歌创作态势与理论建设研讨会”述要》,《北京文学》1999年第7期。

[1] 沈浩波:《诗歌的“70后”与我》,《诗选刊》2001年第7期。

[1] 《一个重要的通告》,《诗刊》2001年第7期。

[1] 《编者的话》,《2002中国年度最佳诗歌》,漓江出版社2003年版。

[1] 杨克:《〈中国新诗年鉴〉2000工作手记》,杨克主编《2000中国新诗年鉴》,广州出版社2001年版。

[1] 谢有顺:《〈1999中国新诗年鉴〉序言》,杨克主编《1999中国新诗年鉴》,广州出版社2000年版。

[1] 杨克:《〈中国新诗年鉴〉99工作手记》,杨克主编《1999中国新诗年鉴》,广州出版社2000年版,第654页。

[1] 公刘:《且慢经典》,《人民日报》1997年8月4日。

[1] 洪子诚:《〈新诗三百首〉中的诗歌史问题》,《新诗评论》2005年第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7页。

 

 

 

 

(作者  罗执廷  暨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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