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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克博客

一个写过十多本书,作品收入300种文选(不计报刊)写字的人

 
 
 

日志

 
 

答《香港商报》关于余光中的访谈  

2012-07-03 10:36:00|  分类: 评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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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乡愁

 一、余光中老先生,祖籍究竟是江苏常州还是福建永春已经无从查考,但余老先生是生于南京,九岁方离开当时的首都去四川,三年后返回南京读大学,对于祖国,少年时的印象是最深的,四九年余光中离开大陆赴台湾,此后飘泊于香港、欧洲、北美……半个世纪以后再次蹋上大陆的土地,余光中在南京说出了这样的一句话:“如果乡愁只有纯粹的距离而没有沧桑,这种乡愁是单薄的……”  
 而余先生的《乡愁》渗入许许多多读者的心间,他让母体文化深涵于自己的创作中,您如何诠释余先生的乡愁? 
    
  答: 怀旧是文学的母题,寻找精神的原乡是众多作家诗人写作的动因。不仅余光中先生对少年时期的生活印象最深,湘西于沈从文的小说就是例证。鲁迅的《社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故乡》等作品,写的都是少年时期的记忆和当年的同伴。所以有这样一句话:一个作家十五岁前的生活已经足够他写作一生。可见乡愁不仅是地理的,也是心理的;乡愁不仅是历史的,也是文化的;余光中的乡愁不仅仅在大陆,也在五四,也在唐,或汉,这都可从他很多作品可读到,譬如《听听那冷雨》。他散文中的乡愁比诗的乡愁更甚。 
   
 关于诗歌: 
 二、余光中先生的诗歌,以个人生命的体验,家国现实的思考,古典的韵味,现代的技法,以及来自摇滚乐的节奏,诸多因素汇聚到一起来,筑成了中国现代诗中个性鲜明的“余体”。您喜欢余先生的诗吗?为什么?余先生的诗对于现代诗歌的发展有什么影响和作用? 
   
 答:写诗之初,我曾为读到独特构思或奇异意象的诗歌片段激动不已。而今,我早已明白写出一句明显“陌生化”的诗句并不是很难的一件事,许多诗人挖空心思,都可以憋出一两个奇诡的词语组合,运用“通感”达至某种出乎意料的效果。但要写出一首不流俗有艺术品质却能为大众接受的诗歌,恰恰是有难度的。诗歌能流传,说明你传达了人类普遍情感,可有些诗人却把它玩成了“流行化”的肤浅诗作。所以我曾“发明”一个说法,用“剪刀差”作为衡量好诗和好诗人的尺度:它的一翼是专业阅读和批评,一个诗人的作品必须经得起批评家和诗人的检验;它的另一翼是普通读者,一个诗人的诗同样需要大众的传诵。李白如此,他有《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等让诗人批评家惊叹之作,也有《静夜思》、《观庐山瀑布》等家喻户晓的诗歌。海子也如此,他不仅写了麦地诗篇,同样也写出了如今被房地产商拿来做广告语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故而我觉得余光中是好诗人,就在于他有《白玉苦瓜》和《乡愁》两类诗作。《白玉苦瓜》是供诗人读的,诗评家读的,但普通读者也可以读,用来证明诗艺与实力。而《乡愁》则是给大众读的,但批评家和诗人也很难有过多的挑剔。我说过:只有流传,才能照亮时空。 
 关于文字: 
 三、前些年,花城出版社印行过余氏的散文集《鬼雨》,何龙在代序中说,香港一位学者称余为“文字的魔术师”。对于诗歌创作,文字的要求严过其他文体,而诗歌发展,您怎么看待诗歌中的文字要求?您觉得余先生诗歌中的文字特色是什么? 
    答:余光中的文字魅力,我个人以为特别体现在他的散文中,10年前,《南方都市报》请我为该报点评他们举办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余先生的获奖散文,我写过这样一段话,照录如下:把散文奖授予诗人余光中也许再恰当不过了,如果说曾经有过一个“诗歌中国”的话,我以为散文在汉语写作里比在其他语种曾获得更充分的展现。在古代文学里,散文是最发达的文体,因为它的成熟和自足,一百年来它在艺术形式上未像诗歌、小说那样发生太大的变化,这表明散文这种文体的恒定性。余光中的散文体现了诗意和非常深厚的中国文化的底蕴,几千年的文字魅力与他的现代观念浑然天成。在他的散文里,最充分地体现了中国文学传统的悠远和浩荡。余光中的《鬼雨》确是“惊鬼神”的作品,在某些程度上,他的散文比诗更好,尽管他一再自称大诗人,但散文的辫子确实让他剪掉了,从而跟五四的“小清新”散文区别开来,他博古通今,俚语文言并用且能左右逢源,实际上他那充满密度和弹性的散文也是诗。 
   
 关于音乐
 四、余先生的诗歌可以吟唱,许多人说他的诗歌有节奏感。宋词也有曲牌名,可以吟唱,是否现代诗也是从古代的诗作中汲取营养并有所创新?那么新旧诗有哪些关联,新诗有哪些创新?诗歌谱曲在现在诗歌市场并不是很乐观的年代,是否是一个很好的出路? 
   
    诗歌”,汉语的这个命名说明一开始诗与歌就是孪生兄弟。宋词开宗明义已标明它是“词”,当然能够配曲而歌。唐诗等则略有不同,吟诗与唱歌虽相近,却不能将二者完全等同起来。进入现代社会后,分工分类越来越细,诗与歌的分野亦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台湾关于新诗、现代诗的称谓,已不用“诗歌”这个词,只称作“诗”。 
     然而台湾的诗人,比如余光中先生,反而比大陆的同辈诗人更讲究诗的节奏感韵律感,注重回旋反复,一叹三唱。他的《春天,遂想起》、《乡愁四韵》等就有极强的音乐性。诗并不需要向歌词看齐,歌更流行,诗更流传。同一时期唱“老鼠爱大米”的人肯定多些,可它却不可能像“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流传经年,哪怕人们用洗衣机取代棒槌捣衣,年轻人根本不识棒槌为何物,我相信今后的一代代人中总有一部分人为这样的诗句感动。 
   
 关于古典与现代 
 五、五四时期,诗歌创作很多都受西方文化影响,而随着时代发展,现代诗歌又在古代诗词中寻找根脉和意向,您觉得诗歌的发展在中西文化中如何权衡把持? 
      答: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字思维,对汉语天然的诗性,对“诗教本仁,故主于温柔敦厚”的文化传统等等,现代汉诗亟需重新传承。而普世价值与人类对终极的追问,同样需要学习吸收。二者相得益彰,缺一不可。五四时期,新诗创作普遍受西方影响,很正常,那时白话诗从零开始,但无论是纵的继承,还是横的移植,创新,才是平衡点。我觉得,中西也好,古今也罢,我们不能穿唐服,或直接着西装,我们要有既是中国也是世界的创造,才能憾动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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