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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克博客

一个写过十多本书,作品收入300种文选(不计报刊)写字的人

 
 
 

日志

 
 

[转载]南京师大文学院学报:本土性生活体验的诗意切片———杨克诗歌论  

2014-01-16 23:53:00|  分类: 转载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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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性生活体验的诗意切片

——杨克诗歌论 

赵思运

(浙江传媒学院 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杨克的诗歌创作一直执着于对中国本土性的生活经验与生命体验进行审视,有效地深度介入行走着的历史语境。他实现了诗学意义上与生存现实意义上的双重“在场”。他从人的生存和时代语境的夹角楔入诗歌时,将宏大意图与诗学具象的关系处理得甚为精当,既有效地整合了这个时代的全息图景,最大限度地保留了生活现场的鲜活与丰富,又在内在价值观念上显示出高度的历史理性。他善于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对比张力中彰显传统诗学意象的现代哲思。

关键词:本土性  全球化  在场  杨克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当代汉诗的本土性反思与实践》,项目批准号13YJA751068  

 

在当下诗坛,凌空蹈虚者有之,装神弄鬼者有之,玩术者有之,耍酷者有之。而杨克近30年的诗歌创作从不哗众取宠,而是执着于对中国本土性的生活经验与生命体验进行审视,有效地深度介入行走着的历史语境,可以视为“现时代的诗意切片”。20世纪80年代的激情、90年代的冷寂以及21世纪的喧嚣,都在他的诗作中的得到了回应。他实现了诗学意义上与生存现实意义上的双重“在场”。他从人的生存和时代语境的夹角楔入诗歌时,将宏大意图与诗学具象的关系处理得甚为精当,既有效地整合了这个时代的全息图景,最大限度地保留了生活现场的鲜活与丰富,又在内在价值观念上也显示出高度的历史理性。

近年诗歌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朦胧诗群和第三代诗群中的大部分在80年代的辉煌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很快退出了诗歌现场舞台。虽然在21世纪也有诗人复出,例如王小妮、徐敬亚、潘洗尘、柏桦、周瑟瑟、默默、洪烛、李亚伟、杨黎、阿吾、苏历铭、老巢等,但是仅仅是一小部分,有学者把他们称为“新归来派”。 而杨克的诗歌写作具有鲜明的持续性。他的创作历程从1980年代延续到现在,有效地实现了对历史语境的深度契入。他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写下一系列重要作品。比如1980年代的《夏时制》、《北方田野》;1990年代的《杨克的当下状态》、《1967年的自画像》、《天河城广场》、《信札》、《逆光中的哪一棵木棉》、《在商品中散步》、《石油》、《电话》;21世纪初年的《在东莞遇见一小块稻田》、《听朋友谈西藏》、《人民》、《我在一颗石榴里看见了我的祖国》、《我的2小时时间和20平方公里空间》、《歌德故居》等等。认识和理解杨克,应该把他放在1980年代和21世纪来看,应该在较长时间的链条中定位他的创作。他的创作质量非但没有衰减,而且,仍坚实稳步地“在路上”。他在以诗歌文本有效锲入社会腠理的同时,他的名字也被深深刻入了诗歌史之中。

杨克的创作最大特点就是一直深入在诗歌现场,其的诗学立场是很清醒的、坚定的,30年的创作具有立场的连续性。他的“在场”,既是诗学上的在场,又是生存现实的在场。每当重大事件发生后,他都亲赴现场,比如如2008年的雪灾、“5·12汶川大地震,他不仅是在体验生活,更重要的是再一次唤醒自己的生命、并且去激活他人的灵魂。十年前,杨克就具有了这种创作自觉,他在《对城市符码的解读与命名》里说:诗歌创作应该“从人的生存和时代语境的夹角楔入,进而展开较为开阔的此岸叙事,让一味戏剧化地悬在所谓‘高度’中乌托邦似的精神高蹈回到人间的真实风景中。[1]

杨克“从人的生存和时代语境的夹角楔入”诗歌时,具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在他的一些重要作品里,如《火车站》、《天河城广场》、《人民》、《在商品中散步》、《广州》、《我在一颗石榴里看见了我的祖国》,他很喜欢从“大词”(big word)出发,“祖国”、“人民”、“商品”、“广场”、“火车站”等都是“大词”。其实,这种诗很不易写,很容易流于概念化和抽象化,无法氤氲出浓郁的诗意。他也深知“于细微处见精神”的艺术奥秘,但他的企图却是宏大的,他很好地以“大词”去表达企图,试图去整合这个时代的全息图景。同时我们还知道,诗歌是需要具象和细节的。杨克的诗艺之超拔,在于他将“宏大意图”与“诗学具象”的关系处理得甚为精当。例如杨克那首被广为转载的诗歌《人民》。这首诗有一个悖论:题目叫“人民”,但是起句“这个冬天我从未遇到过‘人民’”恰恰与其构成矛盾。为何如此起句?记得某个国家政要说过:如果一个国家整天喊叫充满“大词”的空洞口号,那么该政府会是可疑的,而一个务实的政府一定会把政治落实到日常生活上来。“人民”这一概念在初始社会意思是“可以自由出入之人”(即可以被自由买卖的奴隶),到了20世纪的中国,则成为政府赋予公民的一种政治概念。而在杨克的《人民》里拆解了“人民”这一抽象语符空洞的政治所指,使之有了个体生命的温度,让不及物的大词变得可及物。他不再谈论空洞的“人民”概念,取而代之的是活生生的“个人”,是充盈着人文关怀的“民生”。这即是悖论的内在意义。在这首诗里,对于宏大主题的观照与日常生活本相的勘视,很好地实现了统一。或许有人说,这首诗欠缺艺术性。但我却为,持这种看法的人误把“技艺”当作艺术性,而不知艺术在本质上是指涉灵魂与生存的,技艺只有融入诗人的灵魂与生存世相之中,才能升华为“艺术性”。这首诗的技巧已经完全潜藏到真实世相的腠理,民工、李爱叶、黄土高坡的光棍、长舌妇、小贩、小老板、发廊妹、浪荡子、上班族、酒鬼、赌徒、老翁、学者、挑夫、推销员、庄稼汉、教师、士兵、公子哥儿、乞丐、医生、秘书(以及小蜜)、单位里头的丑角或配角,三教九流,芸芸众生,汇聚成大千世界。杨克把一个个的生存角色用高密度蒙太奇组接起来,丰富了生活信息量。而组接的介质便是诗人的基于人道立场的悲悯情怀。诗中没有叙事,但是处处都蕴含着叙事,因为每个人都是一部隐含着屈辱、卑贱、血泪、忍耐的历史;诗中没有抒情,但是最深挚的感情弥漫在诗歌所呈现的世相的纹理之中,貌似漫不经心地出现的每一个角色,实际上都经过诗人内心的激烈洗刷才择取出来。这一个一个的角色犹如生活画布上的“光点”,以散点透视法渲染出了生存底色,在貌似不经意的点染中,生活原生态的色泽、质地渐渐彰显出来。换句话说,杨克的目的不是揭示“人民”这一政治语符的能指,而是揭示“人民”所寄寓的“场”。电影导演安东尼奥尼曾在大型纪录片《中国》的解说词中说:他“不打算评论中国,而只想开始观察中国的各种面目、姿态和习惯。”这可以作为杨克《人民》的恰切的脚注。

我曾与杨克讨论过一个问题:“安全写作”与“非安全写作”。所谓“安全写作”,指的是那些在精神深度和高度上,以及诗艺的开拓与探索上,都匮乏的写作,虽没有致命缺点,但也没有为诗歌史提供新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庸诗”。而“非安全写作”指的是诗人的深度指涉与介入,体现了诗人对现实和历史的洞察与良知,揭示了历史被遮蔽的某些真相。“非安全写作”另一方面指的是诗歌技艺上的“非安全因素”,也就是诗歌写作中的先锋性和探索性,会带来一些骚动,产生争议,这种“非安全写作”如果不发展到极端的话,还是应该肯定的,因为文学史需要不断拓展文学艺术自身的元素,“非安全写作”是文学史的动力与活力所在。因此说,我们有必要适度把握“安全写作”与“非安全写作”之间的辩证关系。有的时候,诗歌对现实的深度介入,会使得被指涉的对象和那些负面形态产生激烈反弹,不愿意让诗人揭示真实面相的那些权力因素会干扰诗人。比如杨克的他的《人民》这首诗,虽然在体制内出版的杂志和重要选本里,被多次发表、转载,但是,由于它在深层指涉了生存现实的严峻性,仍然会被部分媒体排斥。他的写作中彰显的独立品格带来的不同程度的“非安全写作”和“安全写作”之间保持了饱满的思想张力和诗学张力。

杨克在介入现实的时候,最大限度地显示出生活现场的鲜活与丰富,他说:“诗人是穿梭于现实与理想的迷宫的孩子,他的好奇心决定了他对鲜活事物的敏感和关注,也决定了在这一切之上生产的异想天开的感悟。……现实是诗意的土壤,它比很多的虚构更有质感和美感。”[2] 而他在贴近现实生存的同时,却具有理性的间离特点,在内在价值观念层面显示出高度的历史理性。曾经有多少人在诅咒“资本社会”的罪恶,又有多少人怀着小农经济的文化心态诅咒城市文明,好像金钱、财富统统是“不义”的,好像商品的每个毛孔里都滴着血淋淋的肮脏的东西。而杨克对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现代社会的转型所展开的历史想象,不是站在保守主义立场单纯地抨击物质生活,而是以诗性的方式融入生活,阐释生活。《天河城广场》中政治功能的消退与市民功能的强化,无疑客观地映现出历史的嬗变与转型。《在商品中散步》里,他以诗意的方式为社会主义话语里备受诅咒的“商品”予以正名:

 

在光洁均匀的物体表面奔跑

脚的风暴

大时代的背景音乐我心境光明

浑身散发吉祥

感官在享受中舒张

以纯银的触觉抚摸城市的高度

……

我的道路是必由的道路

我由此返回物质  回到人类的根

从另一个意义上重新进入人生

怀着虔诚和敬畏  祈祷

为新世纪加冕

黄金的雨水中  灵魂再度受洗

 

我们在鼓吹精神至上几十年以后,物质的巨大意义终于在现实生活中散发出诗意的光芒来。杨克对历史和现实的诗性感受,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杂的多声部的,既看到了历史进步,又看到了这一转型期布满的灰色地带,看到了人们的迷茫与困惑,但是杨克的总体立场,是对城市文明的正面指认。

不过,我也发现了他的内在情感上的分裂,也就是说,他在拥抱城市文明的同时,并没有彻底截断在农业文明时代长出的尾巴。在《在东莞遇见一小块稻田》和《北方田野》等诗作中,我分明感觉到他的理性与感性的分裂:一方面在理性上拥抱城市文明,另一方面在感情上留恋农业文明。杨克在东莞遇见一小块稻田所产生的“欣喜和悲痛”是特定时代语境下的复杂情感,一方面是身居大都市的生命被一种独特的自然生命所击中的“欣喜”,另一方面是“稻田”在现代化语境里生存的艰难索催生的“悲痛”,让诗人感到更丰富的象征意义。“厂房的脚趾缝/矮脚稻/拼命抱住最后一些土// 它的根锚/疲惫地张着//愤怒的手  想从泥水里/抠出鸟声和虫叫”(《在东莞遇见一小块稻田》)逼真描摹出生命的挣扎。同样的历史阵痛,也深深植入他的《如今高楼大厦是城里的庄稼》:“根水稻争地,跟玉米争地/跟黄豆红高粱争地/跟住在老宅里的男女老幼争地/如今高楼大厦是城里的庄稼//乡村的农作物越种越矮/老人和儿童/是最后两棵疼痛的庄稼/摇晃干瘪的父母,青黄不接的子女/城市深耕直播/建筑日夜拔节,愈长愈高/阳台,顶层和入户花园/又嫁接绿叶和开花的植物”。他正是在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夹缝中,痛苦地思考着。我一直在关注着杨克:他的感情世界里这两种因素的分裂是不是会随着时间的前行而出现弥合?

他的诗作里出现了大量本土性的传统文化意象,如《岭南》、《东坡书院》、《我对黄河最真实最切身的感觉》、《孙中山》、《孙文西路》、《小蛮腰》、《乡愁消隐的月亮》、《长江》、《清明》、《乙丑年夏日再登黄鹤楼》、《黄鹤楼》、《三苏园祭东坡》、《长相思》、《新长恨歌》、《谒香山普门禅寺观音祖庭》、《青黄(仿河湟野曲“花儿”)》。《赴香港城大纪念杜甫千三百年诞辰戏仿杜诗》,系辑录28首杜甫诗句加以仿写重构而成。《岭南》一诗,于古今中外的文化视野之中,凝练岭南的中西合璧式的文化风韵。《东坡书院》中,“撩开浓稠的蝉声”释放出古典文化的清雅馨香。这都是文化寻根的力作,或曰向传统文化致敬之作。不过,他的传统诗学意象不是僵死的,而是充满了反思精神和思辨精神,如《孙文纪念公园》写出杨克对历史的复杂性的理解:“辛亥那年/我扬手  咔嚓剪掉帝制/可乡亲/依然以古老的传统/为他竖起纪念华表/蟠龙的  根深蒂固的华表/像两根无形的辫子/整天在他眼前/抽打  摇晃”。孙文所反对的帝制和专制,却在后人的潜意识深处复活,历史文化心理的吊诡充满了反讽!另外,《乡愁消隐的月亮》等诗在传统诗学意象之中寄予了现代哲思,他消解了“月亮”的乡愁母题,从而转义为现代生命哲学意味的表达:

 

五百丈高的桂树纯属虚构

满头银丝的吴刚

俯瞰西方大地的西西弗斯

使尽力气将巨石推到山顶

同命相怜  砍伐

形而上的存在  徒劳无功

如同李白对影成三

东坡婵娟泪眼相看

 

而在杨克的另外几首近作里,深刻地凸显了诗人在全球化语境下的本土意识,对人类命运的思考,诗作涉及生态、社会与当下个人生存境遇等诸多命题,更加显示出对人类普世价值的关注。例如《在野生动物园觉悟兽道主义》、《有关与无关》、《台风》、《莫拉克》、《额尔古纳的白杨》、《江河源》、《若尔盖草原》、《青黄》、《达里湖》、《郎木寺朝拜》等一系列诗篇,密集地聚焦于人类与生存环境的关系,或状写自然环境的恶化,或反讽动物世界里人性的异化,或以西部湖泊草原纯美的朴素直接去敲打人类的灵魂,唤醒那一阵人性的风暴,让人们思考去如何还原人类的原初本色。杨克的这种观照,既呼应了时代语境的行进历程,有效勘探了具体的时代境遇,又具有了全球性的诗思触觉,实现了诗思的普世价值。

杨克在精神视野和诗学视野上变得更加开阔了,他把眼光放到全球化语境中,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对比张力中彰显诗思。最有代表性的是《大》、《我的2小时时间和20平方公里空间》、《歌德故居》、《法兰克福》、《一个人的奥运——第四届奥运会》、《从波士顿回到广州——给TT》等作品。如《大》,作者以母语诗人的身份来到美国的大盐湖、大峡谷、大瀑布、大平原,带着“我纪元前的夏商周秦,我的汉唐,宋元明清,我的1966,我的19782012”,与狄金森、奥登、威廉斯、桑德堡、惠特曼、金斯堡进行灵魂对话:

 

我来了,你们的十九世纪错过了汉语

奥登来到我的2012,还有,什么入籍?

美国这颗卵子还未受精,李白已飞流直下三千尺

三百四十九天前我行走于天上的黄河

如同好莱坞大片,我还欠一个对手

盘旋在大时代,上升,上升。帝国大厦也不够我俯仰

我仍作为我而站立,一如广州塔

天空博大精深,“像高烧的前额在悸动”

欠缺历史和我要求的高度。

 

又如:《我的2小时时间和20平方公里空间》这首诗。在如此有限的时空里,杨克急遽聚合了俄罗斯姑娘、美国教授、欧洲男孩、阿拉伯女孩、非洲裔黑人,汇聚了大学教授、网络编辑、报社记者、电视台主持人各色人等,信息十分丰富而又瞬息万变,这正是诗人于现代大都市的身心见证。但是,“我突然想起故乡广西  有一个叫巴马的长寿乡/那些百岁老妪终生上山劳动/喝最甜的水  呼吸最干净的空气/吃玉米和南瓜苗/一生  没有进过一次县城”,在这浓郁的现代都市氛围里,诗人灵魂深处唤起的却是对于本土与故乡的本色山民最干净的生存的忆想,令我们感受到现代喧嚣城市里何以寻根的生命问题,极大地拓宽了诗境。《歌德故居》则揭示了中国诗人与欧洲诗人的文化通约,“我用平仄的汉语敲门/走进你二千五百首诗歌里/一蓬翠柳刺破墙头的秋色/德语的音节轻重抑扬/惊飞两个鸣叫的黄鹂//我身着西装牛仔/心依旧罩着一件长衫/东西方诗人朝着各自的方向凝望”。杨克以极具民族特色的意象,与歌德进行了一场心灵对话,一种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使东西方诗人的灵魂得以沟通,这种文化通约正体现了人类普世价值的传播:“那是我的田亩/我的遗产多么壮丽、辽远、广阔”。

韦勒克·沃伦曾经对文学进行分类:即“好的”文学和“伟大的”文学。“好的”文学指的是文学性和技艺性的成功;“伟大的”指的是思想高度、现实广度和历史深度。这两个标准,一般是很难做到融会贯通的。杨克在有效地切入现实腠理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对诗歌自身的艺术追求,而是以诗意的方式和诗艺的方式,双重进入现实世界和艺术世界,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或者叫呈现了生活现场的鲜活与丰富。他不让诗的“意义”和“象征”压倒“诗艺”本身。他的作品里意象和场景非常写实,很少有直接的写意和象征,即使有写意和象征也是以写实的效果而出现的。一块稻田、琳琅满目的商品、广场,等这些具象自然而然地氤氲出一种内在的意味。他有效地道出了肉身所处的现实语境,貌似在有意地规避着象征,貌似在“拒绝隐喻”,而实质上,他是在以敏锐的现代文明触角去探测现代生存的质地。杨克正在自觉地由一位“好的诗人”向“伟大的”诗人行列靠近,他说:“一个中国诗人在自己的母语里活着,本身就在世界之中,……他同样像普通人那样有冷暖饥饱的切实感受,同样可能遭遇处境的窘迫和精神的屈辱,同样为了命运和天赋人权挣扎奋斗,实在找不到为了‘走向世界’而逃避书写‘中国经验’的借口。”[3] 杨克的诗学态度,对当下诗坛无疑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 杨克.对城市符码的解读与命名[A]//杨克.笨拙的手指[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157.

[2] 赵思运.另一只眼看杨克——访谈杨克[J].武汉:诗歌月刊(下半月),2008(8).76.

[3]杨克.我的诗歌资源及写作的动力[A]//杨克.笨拙的手指[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149.

  

Poetic  slices of experience of Chinese  Native Life

_On Yang ke’s poetry 

ZHAO Si-yun 

School of literature, Zhejiang University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Hangzhou Zhejiang 310018

 Abstract:

Yang ke's poetry has been dedicated to examine experience of Chinese native Life and effectively  intervene the moving historical context deeply. He has realized the "double presence" both in poetics significance and realistic significance. When entering the poetry from the angle of human survival and the context of the times he handled appropriately the relationship of  ambitious intention and poetic embodiment. His poetry effectively integrated the hologram of the times and maximi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resh and rich life. Moreover, in the concept of value, his works showed high degree of  history rationality. He is good at showing the modern philosophy through traditional poetic imagery in the tension of globalization and nationalization.

Keywords:  nativeness ; globalization; presence; Yang ke


                   原刊《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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