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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克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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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复制的时代强调非复制的个性化  

2014-01-26 16:45:00|  分类: 羊城晚报,今天,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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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复制的时代强调非复制的个性化 - 杨克 - 杨克博客
□羊城晚报记者 何晶 实习生 沈雨潇

  [当下的诗歌写作似乎有复兴的迹象,不同地域的诗人组成流风各异的诗歌团体、群落、沙龙,或者一个诗人的写作就足以呈现出强烈的地域特色,这种斑驳陆离五彩纷呈甚至可以说是前所未有。在强调现代性和全球化的当下,如何看待这种诗歌的“地方性”?

  羊城晚报“花地”、《诗歌月刊》、《明天》杂志2014年联合推出关于诗歌写作“地方性”的系列活动,将对此进行探讨——

  1、“地方诗群”只是文学判断角度之一

  羊城晚报:您怎么看诗歌的地方性这个说法?

  杨克:在中国文学的背景下强调地方性,实际上与我们在世界文学的背景下强调本土性是一致的。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诗人是不太强调本土性的,当时中国文学特别渴望和西方接轨,所以要学习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我们那一代作家受西方文学极大的影响。加西亚·马尔克斯和福克纳的小说,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意识流小说,这些作品都是当时中国作家学习的对象。那时我们读到这样的作品是非常惊讶的,因为之前没有读过。整个八十年代,中国文学是开放的、拥抱式的。

  从八十年代一直发展到今天,我们的文学面临两个变化。一个是中国经济确实发展了,现代化进程越发向前推进,这让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不仅生活方式变了,我们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学写作元素、价值观也越来越相似,呈现某种审美的趋同。

  另一个变化是,这些年中国诗人和西方诗人有了很多交流,很多中国作家会参加西方的文学讨论会议。这就带来另一个话题,如果我们与西方文学对话时只是讲述西方话语,那么整个中国文学永远只是西方的学生。在这种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学话语的地方性也显得非常重要。

  羊城晚报:您刚刚谈到的是全球化的大背景,聚焦在我们国家范围内来看呢?

  杨克:在国内,生活方式和文学的趋同化同样很明显。原本不同民族地区的人,生活方式是有很大区别的,但现在,你走到中国任何一个地方,大家吃的穿的都很相似。这种全球化浪潮不仅影响着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也迅速地削弱着中国各省之间地域性的文化差异。

  所以今天的诗人强调本土性、地方性,这是对文化独立性的某种强调与坚守,是对传统的坚持,对某种独特的,有自身魅力的价值观和审美的强调。虽然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是当前世界文学创作的大背景,但强调文学创作的传统性,也是有它自身的意义和说服力的。

  所以我认为今天我们谈诗歌的地方性,实际上也就是在这个广告时代,复制和重复的时代,强调非复制的个性化的东西,这是文学艺术比较根本的一点。

  羊城晚报:有人提出“地方诗群”这样一个概念,诗歌界已经形成了所谓“地方诗群”么?

  杨克:这取决于从哪个角度来对文学进行判断,如果从行政地域的角度来判断,这种地方诗群肯定存在。但文学还有另一层本质,不能说哪个作家在某个地方写的作品就一定具有那的地方特色。比方说,浙江诗人的诗风一定具有江南气息么?未必。如果从大的艺术视角上,讲南方诗歌的某种南方性或海洋性,北方诗歌具有某种厚重性是可以的,从美学上讲,诗歌的某种现代性风格也有一定的说服力。这比每个具体省份有各自诗歌地域风格的提法要准确。任何划分都是文学判断的一种角度和方式,角度可以有无数种,并不是唯一绝对的。

  2、广东诗歌带有显见的现代性

  羊城晚报:广东的诗人或诗歌是否具有某种地方性?

  杨克:具体到广东文学的地方性,我认为写诗歌和写小说的都应该考虑两方面的问题。我们在讲到广东文化的地方性时,首先想到的是客家文化、广府文化、潮汕文化这几大语系独特的民俗地域性文化,这无可厚非,但这样解读地方性是不够的。我们也应该站在整个国家近代历史的角度去谈,从康梁变法、孙中山北伐,再到改革开放,广东是整个国家发展的中坚力量,广东文化也是国家进步的先驱和主流,它引领整个国家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今天谈论岭南文化的地方性不能绕过近现代这个主题。另一方面,也要强调广东文化自明清以来,商业文明和海洋文明与世界历史的接轨,也就是强调广东文化的海洋性。

  今天广东的诗歌与全国其他地方所表现出的地域特性是不同的。比如说湖南的诗人大部分是湖南人,广西的诗人大部分是广西本地人,而广东作为全国人口第一大省,有来自各个省份的诗人,构成是复杂而包容的,开放而多元的。

  就我个人来说,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写过很多有关广东、广州的诗歌,比如《天河城广场》、《在东莞遇见一小块稻田》、《在商品中散步》……我觉得这不仅仅是在写广东,广东的整个近现代文明代表了中国文明的断裂和转型,是农业文明向商品和消费社会的转型,我写广东发生的变化,也就是在写中国发生的变化。

  羊城晚报:刚刚你提到广东诗人、江浙诗人,他们是否会形成某种美学风格上的趋同?

  杨克:广东诗人来自各省,所以诗人的风格相对来说比较多样。客观地讲,中国诗歌的各种风格在广东诗人身上都能看到。另一方面,广东诗人在生活和写作上也更务实一些。同时,得风气之先,也因为全球化的背景,这一二十年时间里广东诗人的诗歌带有一种显见的现代性,这也是广东诗人的共同点。不过从微观层面来说,诗人们主要还是各写各的。

  羊城晚报:您同意黄灿然的诗歌带有香港地方性这样的评价吗?

  杨克:诗歌的地方性,我认为还是要更开阔地谈,仅仅计较诗歌中的场景,描写的地方,这种观念是有问题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很难认同黄灿然的诗代表某种香港的地方性。事实上,他写的也是现代资本主义下人的异化和孤独感,这并不独存于香港,甚至可以向上追溯到卡夫卡。我们不能说《尤利西斯》就是写爱尔兰人的,它实际上是表现现代文明进程对人的压制。郑晓琼的打工诗歌也类似于卓别林的《摩登时代》,人成为机器上的一个零件而被压榨。这个时候,打工诗歌表现的就不仅是某个城市的故事,它所描写的疼痛是一种嫁接的疼痛,可以从一棵树上嫁接到另一棵树上,本质没有发生变化。

  3、以群落区分比“地方性”准确

  羊城晚报:有些诗人的诗歌比较多局限在某个地方,比如雷平阳写云南,黄灿然写香港,像这些有地域代表性的诗人,能不能说他们的写作具有了某种地方性?

  杨克:从地方风格上说,雷平阳的创作是比较典型,他的诗基本上都在写云南的山林和人的心灵感受,这和几千年来古老的云南“印象”还是相关联的。为什么说雷平阳写云南有比较浓厚的地方性,某种程度上说,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云南还没有被卷入那么深,还有很多淳朴纯粹的乡土风情可以写。如果你写广州花城广场,很难说诗中写的广场是广州特有的,因为现代大都市的摩天大楼和电视塔在全球到处可见。

  我们不能说,具体写某个地方的诗就一定是地方性的反映。评论家谢有顺在评论我的《在东莞遇见一小块稻田》时,认为这是一首有地方性的诗,我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准确的。虽然我写的是东莞,但实际上我写的是对珠三角鱼米之乡在全球化浪潮下变成世界工厂这种现象的反思,这首诗是在现代化视角下观察这块土地的变化和迁徙,而不是为了写东莞的风土,当然也就不是一首写东莞的诗。这首诗对生态的思考本身就是个现代范畴的世界性话题,而不是一个地方性的话题。

  除了雷平阳,还有浙江诗人潘维,他的诗有种江南才子的味道,诗中的情绪和品调也是和古典江南气息相通的,这种地方性很明显。单从题材上看,可能很多作家都写的是一个地方,但这并不能说明他们的写作就包含地方性。

  羊城晚报: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从诗歌表面去判断这首诗或这个诗人是否具备某种地方性。

  杨克:我不做孰是孰非的价值判断,但这两种表面上看起来都是体现地方性的诗歌,内在是完全不同的。

  文学的任何一种判断角度和方式都有道理,但都不绝对。牛汉先生曾经大声疾呼,不能把他列为七月派诗人,可文学史研究者会质疑,不将你归在七月派诗人中,那又归到哪里呢?批评家和文学史家在对文学作品进行总结时,当然都有他们各自认为妥帖的角度和归类方式,而地方性也可以是角度之一。上海社科院的孙琴安最近的著作《中国诗歌三十年——当今诗人群落》,就是对广东、四川等地的诗人以一个个地域为群落进行讨论,这种角度也是成立的。以群落来对诗人进行区分,比“地方性”这个提法准确,地方性引出的是美学上的追求问题,而群落是文学生态学的学术提法。

何晶、沈雨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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