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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克博客

一个写过十多本书,作品收入300种文选(不计报刊)写字的人

 
 
 

日志

 
 

《人民》:“经验之诗”的命名可能  

2016-03-22 01:06:00|  分类: 诗探索,约稿,文化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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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扬志

      王光明先生曾将那些受社会公共事件激发的诗歌概括为“经验之诗”,此类诗作在新世纪成长为一道习见的文学景观,因为重新凝聚了公众对于诗歌的期待,道德感与担当精神在社会转型期被纳入诗歌的内在精神而备受瞩目。[1]杨克的《人民》就是这样一首具有浓厚时代气息的“经验之诗”,它以犀利的切入方式捕捉属于当下中国的独特经验,成为某种拒绝遗忘、抵抗无声的精神镜像,在政治文化层面发出民间压抑已久的呐喊,同时又在艺术方面激活诗歌命名的能力。“经验之诗”传达出一个时代最为本质的特征,必然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高度的凝缩性,它留存的不仅是一代人直面生存的鲜活记忆,也是诗歌在外部形式层面生成时代景观的表征。

       《人民》也许缺乏宇文所安所谓“世界诗歌”的可译性,但是诗歌的形式感与感受性属于接受视野的范畴。事实上,这首诗具有见证并超越时代的价值,当诗人把这些描述职业的词汇置于特定的时空背景,就会一步步激活我们在经验世界中建构的想象,身处其中的读者完全可以依据“抽象的地图”体会到诗歌内在的意味。

从阐释学的角度来看,《人民》一诗的内涵并不难挖掘,诗人不厌其烦地罗列出多种职业,类似走马灯的方式提供了一张折射生活截面的切片,也使当代中国的多元结构得到共时呈现,诗歌的潜在提问是:“人民”去了哪里?在常规的世俗眼光中,这些身份各异的人无疑分享了这样一个共同的元素,他们大多居于社会底层,经常在各种突发事件中通过媒体渠道进入大众视野。而在被当事人激活的公共记忆后边,是无数缺席者在当代语境中未被关注的悲剧性命运,他们挣扎在“人民”的临界点之下。

       纳入国族政治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现实情怀,显然是《人民》一诗提供的重要经验,它的文化建构意义在于“人民”这一政治性称谓的唤醒,由此形成其面对历史展示的批判力量。众所周知,人民作为一个与敌人相对的能指符号,是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确立起来的,在战争年代专指革命事业取得胜利必须依靠的大多数,而建设时期,凡是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力的公民皆应纳入“人民”的范畴。但是,在90年代以降的商业化大潮迅猛冲击下,社会阶层分化越来越剧烈,部分国民因家庭、教育、职业等因素被冲刷到社会底层,在功利主义大行其道的社会再归类中,“人民”这一原本单一性的指称被分化出民工、小贩、推销员、秘书、小姐、医生、教师、士兵等具体的职业群体,有的明显游走在社会边缘,人民这一曾经象征进步与荣耀的政治内涵在价值标准重建的过程被抽空。诗歌最后一节:

 

       从长安街到广州大道/这个冬天我从未遇到过“人民”/只看见无数卑微地说话的身体/每天坐在公共汽车上/互相取暖。/就像肮脏的零钱/使用的人,皱着眉头,把他们递给了,社会。

 

      “人民”最终像肮脏的零钱被交给社会,彻底失去个体的价值。诗人用婉转的抒情方式加入质疑者的序列,或许由于诗人以这种方式“关注和言说中国转型时期的重大社会现象与精神现象”(罗执廷),回应公众对于代言者的热情呼唤和普遍期待,杨克才被批评家视为现实主义诗人的代表。波兰诗人切·米沃什认为,二十世纪的诗歌似乎是在寻找一条表述个人与历史的界线,诗人通过对公众事件的感知与表达,使得诗歌不再疏离于社会。这一点在杨克的诗学理念中也是一以贯之的,他强调诗人要在时代互动中建立写作的坐标,并且让这种现实互动成为衡量优秀作品的一个重要条件:“每一个诗人都在特定的时空里写作,诗人将个人生命体验的深入与时代语境相融入,试图对遭遇的现实作出心灵和语言承担。因此诗歌和时代的呼应,成为衡量优秀作品的一个重要条件。而一个汉语诗人的当下写作,无法回避中国资源和中国经验的书写。”[2]从90年代的《1967年的自画像》到晚近的《如今高楼大厦是城里的庄稼》、《震惊》、《在东莞遇见一小块稻田》几年创作的诗歌,都可以看到诗人对现实的深切思考,它们就是杨克早年期待的那种“带着生命体温人性气息的诗篇”。[3]

回首已然成为历史景观的“文学新世纪”,一个被作家、批评家、读者津津乐道的现象莫过于“底层写作”的兴起,它以写实的方式再现出平凡生活的艰辛和痛楚,引起大众及其媒体的热情关注。重要的社会因素是在后现代主义思潮浸淫下大众消费文化的兴盛,直接推动了平民力量的强势崛起,言说平凡人物自身的故事成为重构“小时代”的追求。就诗歌美学流变而言,则可追溯到上世纪末争论不休的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杨克被视为民间写作主张的推手之一,尤其是在“新诗年鉴”系列的编辑出版中自觉实践的文学立场,不仅从出版经费筹集等方面坚持民间运作,而且也从文化视野中体现出对诗歌新人和新兴网络诗歌的关注,极大地激活了当代诗歌蕴含的民间活力。

       正是在杨克们身体力行的促进下,诗歌介入现实的趋势在21世纪的中国体现得日益明显。诗歌参与社会建构的途径得以有限打开,也是对百年新诗始终面临的社会功能的一个回应,这一点与诗歌的艺术自洽追求同等重要。观察这些年中国诗坛的发展,如果说写实诗歌的大量涌现能够作为“民间立场”合法性的证明,日常生活经验的泛滥从某种程度上也印证了艺术精神维护的必要性,二者走向话语的对立,可能是世纪末那场论争未曾意识到的限度。

      法国诗人瓦雷里曾说,诗歌具有一种改变语言功能的决心。当然,语言功能的改变并非易事,只有“强者诗人”才能承担此项重任。强者必然有生命强力的介入,方可达到语言层面的扭曲效果。作为一个“经验之诗”的样本,《人民》揭示了诗歌如何从象牙塔里走出来,影射出一代人的现实情怀与心灵状况,从而呈现出时代的精神症候,这种经验有时并不限于一时一地。杨克一方面从类型性角度提炼出讨薪的民工、煤窖事故受害者、卖血染上艾滋的病人、黄土高坡放羊的光棍、发廊妹、性工作者、跟城管打游击战的小贩以及需要桑拿的小老板等各色人等,宛如日本江户时代反映世情风俗的浮世绘的主角,让他们游荡在转型期的中国,经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精神焦虑。一方面则将镜头转向诸如上班族、溜达者、浪荡子、老翁、乞丐、公子哥儿等精神涣散的群体,暗示着他们在无所事事的时光中打发百无聊赖的人生,最终把自己弄得像皱巴巴的零钱一样还给社会。由此可见,这样一种沉入生活无法超拨的自我消解,并不单纯指对“人民性”的政治反讽,当政治性的“人民”被繁琐的生活瓦解,何处又是实现生活意义的寓所,这一追问与兰波当年喊出“生活在别处”是不一样的。这种新的经验甚至具有世界维度的普遍指涉性,诗歌正是从这个层面完成了改变语言功能、实现终极命名的任务。

(2016年3月)

(作者:暨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附:《人民》


杨克


那些讨薪的民工,那些从大平煤窖里伸出的
148双残损的手掌。
卖血染上艾滋的李爱叶。
黄土高坡放羊的光棍。
沾着口水数钱的长舌妇。
发廊妹,不合法的性工作者。
跟城管打游击战的小贩。
需要桑拿的
小老板。

那些骑自行车的上班族。
无所事事的溜达者。
那些酒吧里的浪荡子。边喝茶
边逗鸟的老翁。
让人一头雾水的学者。
那臭烘烘的酒鬼、赌徒、挑夫
推销员、庄稼汉、教师、士兵
公子哥儿、乞丐、医生、秘书(以及小蜜)
单位里头的丑角或
配角。

从长安街到广州大道
这个冬天我从未遇到过“人民”
只看见无数卑微地说话的身体
每天坐在公共汽车上
互相取暖。
就像肮脏的零钱
使用的人,皱着眉头,把他们递给了,社会。



[1] 王光明:《我们时代的“经验之诗”》,《光明日报》,2015年08月17日13版。

[2] 杨克:《诗歌与审美,在时代里迁徙》,《诗刊》(上半月),2009年第7期。

[3] 杨克:《写作立场》,《诗探索》,2001年第3-4辑,第2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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